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专题展9月9日在国家博物馆揭幕。图为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合影于香港。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塞尔温·希尔达·克拉克、诺曼·法朗士、廖承志。视觉中国/供图

80周年，当历史的潮水退去，香港在烽火岁月中与祖国同频共振的身影依然清晰。从文化宣传的思想阵地到物资转运的生命通道，从惊心动魄的秘密营救到武装斗争的浴血坚守，香港以独特的地理与政治优势，成为抗战全局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这些镌刻在历史年轮中的贡献，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重要组成，更彰显了“国家好，香港才会好”的永恒真理。

宣传抗战的重要窗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地文化机构与进步人士大规模南移，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蔡元培、梁漱溟、欧阳予倩、戴望舒、萧红、萧乾、端木蕻良等文化人士相继抵港。在内地来港文化力量的推动下，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皇后大道中18号成立，香港成为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之后的另一文化中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致电廖承志，要求在香港建立文化宣传据点，创办报刊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发行。1941年4月，《华商报》创刊。

《华商报》作为中共在港进行对外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行径，接连不断刊登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如邹韬奋的《抗战以来》、茅盾的长篇连载《如是我见我闻》、范长江的长篇通讯《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推动海外华侨掀起声援中共的浪潮。

在国际传播层面，香港的英文媒体成为打破日军舆论封锁的利器。1938年6月，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正式成立，通过《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简称《保盟通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由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等担任英文编辑。1939年4月，《保盟通讯》由油印英文简报改为铅印双周刊，发行量从1000份增至2500份，还增加了中文版，专门发给东南亚的华侨。很快，《保盟通讯》传遍了香港的各国领事馆、报社和华侨社团，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

此后，党组织支持创办或复办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梁漱溟负责的《光明报》，以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派出机构所办的《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进步出版物，构建起密集的抗日宣传网络。

1939年5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学生赈济会慰问深圳难民。

香港的演艺界人士也积极投身抗战，成为凝聚民众抗日信心的重要力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香港影坛出现了拍摄抗战影片的高潮，全年共出现25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爱国电影”，其中影响最大的电影要属由香港的电影公司和电影工作者共同捐资拍摄、港沪数百红星共同义演的《最后关头》。1941年12月，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有许多香港演艺界人士表现出高贵的民族气节，使得侵略者妄图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进行殖民宣传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

突破封锁的红色交通线

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沿海实施“窒息式封锁”，香港凭借自由港地位和深水港口优势，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港口。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保卫中国同盟密切配合工作，将海外捐赠款物经香港转运至敌后根据地。除汇集捐款、转运物资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动员、输送了大批青年华侨和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参战，仅1938、1939年两年，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回国的上述人员就达600余人，其中不少是八路军、新四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跋山涉水到达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前线，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香港在“红色交通线”中的枢纽作用。1930年1月，中共在香港九龙设立了南方局秘密电台，与党中央的电台保持通讯联络。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为加强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与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系，中共中央在香港成立了华南交通总站，直属党中央交通局，建立了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青溪（大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香港站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在境外设立的唯一交通站，香港成为这条“革命大动脉”的重要枢纽。在这条交通线上，中央苏区、香港和上海之间不仅传递各种重要文件，也传递重要物资如食盐、纸张、药品、无线电通讯器材等。这条持续运作整整4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成为连接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纽带，对中央红军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华南交通总站首任站长饶卫华之子饶潮生回忆，当年父亲在香港建立了数个交通站点，现在都很难找到原址。“为了保密，很多接头地点并不固定，经常要换地方。”当年与他父亲并肩作战的交通员，有的人家境贫寒，却把一批批黄金、白银、港币分文不少地带到香港、上海；有的人被港英警方逮捕，始终咬紧牙关，没有泄露机密内容。正是一个个无名英雄，冒着生命危险，筑起了数千公里的隐密防线。

港岛土地上的血色荣光

1941年12月，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很快宣布投降。因战事发生突然，数百名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来不及撤离，陷于险地，其中包括何香凝、茅盾、邹韬奋、夏衍、柳亚子、张友渔、胡绳、千家驹、廖沫沙、胡风、蔡楚生、梁漱溟、丁聪、李伯球等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接连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打通出港通道，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其间，历经艰难险阻，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营救工作，将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全部安全护送回内地。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曾这样评价：“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后来，在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港九大队”顽强地坚持抗战，成为香港抗战中坚持最久、团结最广、影响最大的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以香港本地青年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在海上游击战中，共俘获敌船43艘，击沉敌船7艘；俘虏日军36人，击毙日军52人，淹死日军40多人；俘虏伪军50多人，击毙伪军近100人。港九大队则付出了牺牲115名指战员的代价。在全民族抗战史上，香港同胞同样书写了自己光荣之一页。

港九大队海上游击战使用的木船

香港民众的支援亦构成抗战的深厚基础。抗战时期，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1937年9月13日成立的香港学生赈济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支持下成立的香港青年学生抗战救亡团体，共有600多所大中小学的学生参加，实现了全港学生大团结。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赈济会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2万余元；从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又先后组织了4个回国服务团，共242名团员回国，分别在广东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救亡团体和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战地救护和战地服务，还协助各地中共地方组织开展工作，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香港青年纷纷投笔从戎，有的奔赴各地参加政治宣传、伤亡救护等工作，有的浴血沙场，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在我地下党组织动员下，不少香港爱国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回国支援抗日。麦凝香、圣罗拔、李丽莲、李刚等青年甚至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数千公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其中年仅15岁的仿林中学学生李刚中学尚未毕业。关晃明、陈卓霖、黄飞、陈恩平、黎灼光、李凛冰、许漱梅等香港青年在战斗和工作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凛冰、许漱梅两位女生牺牲时，还不满20岁。

回溯历史，香港在抗战中的贡献早已超越地域范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坐标。从文化先锋到物资枢纽，从武装抗争到民众支援，香港以“寸土虽小，与国同忧”的赤子之心，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起了不屈的脊梁。这段与国家命运共生共荣的历史，至今仍在指引着香港与祖国同频共振，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续写新的荣光。

（作者：王明亮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