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多元性与交融性日益凸显。而古老的典籍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历史，更传承着文明的脉络。越南汉喃古籍，正是这样一个独特而珍贵的文化宝藏，承载着中越两国千年来深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千年文脉，数字背后的文化沉淀

自秦始皇设象郡，汉字便在红河三角洲落地生根，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秦汉至唐代阶段，越南北部（古称交趾、安南）长期处于中国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下，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传入越南，用于行政、教育和文献记录。10世纪越南独立后（丁朝、前黎朝），汉字仍是越南官方文字，用于政府文书、科举考试和儒家经典传承。基于汉字的音和义，越古人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喃字，并孕育出了浩瀚的喃文典籍。越南现存汉喃古籍2万多册，这一数字随着民间文献的不断发现仍在持续增长。近些年来，中越学者参考诸多古史书目，联合编纂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以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等。据越南汉喃研究院和法国远东图书馆合作编辑完成的《越南汉喃遗产目录》统计，越南古籍共有5038种、16164册，其中中国重抄重印本有1641册，越南人所著汉文书有10135册，喃文书有1373册。越南的汉喃古籍不仅存在于越南本土，还广泛分布于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日本、泰国等世界各地。其中，法国远东图书馆藏有汉喃古籍约4200卷。它们历经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串联起了中越两国历史文化的交流轨迹。

这些古籍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参照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藏集。北使南行诗文见证了中越使臣的文化交流；村社史志、诗传小说等则是越南本土文化的结晶，是越南古代贤士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独立创作的成果。它们不仅是越南的文化瑰宝，更是汉字文化圈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多元藏馆，古籍背后的守护力量

在越南，众多藏书机构肩负着保存和传承汉喃古籍的重任。截至目前，汉喃研究院藏有汉喃古籍7300余种，如果算上地方文献补遗则有8000余种，堪称汉喃古籍的宝库。汉喃研究院通过出版《汉喃杂志》分享研究成果，推动汉喃学的发展。在研究院，学者们还致力于古籍整理与修复工作，让古老的文献在越南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院内越南翻译家、学者阮光河先生正专注于碑铭文献的整理与修复工作。面对疑难残卷中模糊难辨的文字，他常以深厚的学养与跨文化视野破解其中密码。阮光河因译介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发表《17—18世纪之间越南佛教碑记研究》等成果而广受赞誉，其研究贯通中越思想脉络，展现出独特的学术洞察力。

汉喃研究院的阅读室内，层层木架陈列的汉喃古籍构成了一座文化宝库——经部典籍《五经》的庄重、儒学论著的深邃、子书方技的奇崛、歌筹唱本的鲜活，皆在此交织。《大南正编列传》的宏大史笔与《皇越诗选》的隽永诗行并列，科举场文的工整朱批与乡约民契的质朴笔迹相映，这些古籍以汉字与喃字为载体，承载着越南文化的多重面向。

《三国演歌》内页

越南国家图书馆则收藏汉喃古籍1900多种，涵盖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馆内珍藏的《论语集注大全》《三国演歌》《书经大全》等古籍，展现了越南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创新。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还积极推进汉喃古籍的数字化，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领略这些古籍的魅力。

《诗经精华》书影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藏有数万册汉文古籍，其中明清时期自中国传入的版本尤为珍贵，如《诗经精华》扉页标注“咸丰庚申新携”“佛山连云阁藏板”，清晰指向广东刻书坊的南传轨迹。与之并存的则是越南本土文人的创造性转化——范辉谨《补增诗正文》以朱笔增注《诗经》，将儒学经典与本土语言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输入”与“越南生成”文献交织的“双螺旋结构”。此类文本既保留原典的刊刻印记，又衍生出喃字注释、方言转写的混合形态，见证汉字在异域土壤中的适应性生长。

《增补诗正文》书影

越南宗教研究院、慧光图书馆汉喃佛教资料库等，河内国家大学和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图书馆，以及岘港、顺化等地图书馆，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发展轨迹。其馆藏涵盖经史子集、宗教文书、科举策论、乡约民契等，折射出越南古籍馆藏丰富、形式多样的鲜活图景。

文化交融，古籍映照的交流历程

自秦汉起，五经典籍随中原王朝的经略南传，至唐代安南已形成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汉字不仅成为行政与科举的官方文字，更奠定了越南古典文明的基石。之后的越南古代文化呈现出汉文化与喃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条脉络也呈现了自丁朝建立至越南独立（968年—1945年）的近千年。在这期间，中国典籍在越南不仅被珍藏，更通过音译改写、学术注疏和文学再创等，转化为本土知识生产的基石。不少古籍也呈现出在同一本书中杂用汉字与喃字的情况，如阮春赏注解的《诗经演义》、阮廌创作的《国音诗集》等。这种“汉喃合璧”现象揭示了中越文明交融的深层逻辑——中华文化提供文字系统与思想框架，越南则以喃字创新与文本再造实现文化基因的本土编码，这也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古籍的经典性与生命力，揭示了越南古典文化的本土化与独特性。

汉籍在越南的演变轨迹，实为文明交融的微观镜像。从早期的输入，到后期历代王朝的创造性转化，汉籍在越南完成了“输入—再造”：越南古代帝王既仿《资治通鉴纲目》体例编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又组织翻刻《康熙字典》。河内文庙大门的楹联“大国不易教，不变俗，且尊崇之”，恰是对这种文化辩证法的生动诠释。

《御案书经大全》书影

今日行走在越南的土地上，这种文化叠影依然触手可及。河内文庙的进士碑林镌刻着千年科举记忆，升龙皇城遗址出土的汉文敕令与三十六行街巷的汉字匾联古今辉映。美山圣地梵文碑刻中夹杂的汉诗残句，堤岸华人会馆的诗书木雕屏风，乃至市井书店里与越南语典籍并列的《搜神记》等现代越译本，都在诉说着文化基因的持久生命力。这些穿越时空的载体——无论是官方书坊的刻本、民间契约的朱批，还是博物馆珍藏的喃字文献——共同构成了中越文明对话的立体档案，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历史记忆，更在于揭示文化传播中“不变其本而新其形”的创造性规律。这种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至今仍在东南亚的土地上书写着新的篇章。

[本文得到甘肃省科研资助项目“越南《诗经》文献及其影响研究”（2023KYZZ-B002）和“ 东亚视域下的越南嗣德朝汉诗研究”（项目编号：2024KYZZ-B006）的支持]

（作者：杨传禄 李婵妃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