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和非官方人员保持着接触。20世纪50年代后，他亲自指导了中美大使级会谈。20世纪70年代初，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参与调整中国对美外交战略，开展“乒乓外交”，促使中美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今日我们重温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发展轨迹，回顾周恩来对美国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对于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开辟中美接触渠道，指导两国大使级会谈

　　1953年朝鲜停战后，亚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周恩来出于国内建设的需要和国际战略的全盘考虑，努力寻求时机缓和紧张的中美关系。他主张对美国政府一方面要反对它的侵略干涉政策，一方面可以同它坐下来谈判，逐渐化解两国矛盾。

　　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当周恩来得知美国欲托英国与中国交涉在华关押人员问题，立即意识到中国可以利用美国急于要求在华人员获释的愿望与美国坐下来谈判。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快通过英国代办使中美两国代表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了初步会谈。这样，周恩来巧妙地开辟了一条中美两国接触的渠道。

　　尽管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中美双方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但在会议期间，双方共举行了数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1955年周恩来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进一步的努力。这年4月，他在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美国亦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

　　1955年在有关国家斡旋下，中美双方同意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以后又将会谈地点改到华沙，成为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方谈判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后由续任驻波兰大使王国权担任），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归还债务问题、收回资产问题、在押人员获释问题、记者互访问题、贸易前景问题等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讨论与争执。由于两国要求相差甚远，分歧太大，会谈旷日持久，还数度陷入僵局和中断。整个会谈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直至1970年2月20日结束，会谈了136次，被称为“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争论之激烈，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外交谈判”。这可以说是在特定条件下周恩来创造的一种独特的中国外交方式。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始终是这场马拉松式谈判的直接指挥者。会谈虽无突破性进展，但在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建立起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话和接触渠道，为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打下了初步基础。

　　例如，20世纪50年代，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在美国支持下，经常以金门、马祖为跳板，派兵袭扰福建厦门等沿海地区，并从空中轰炸东南沿海及内地城市，甚至飞到闽浙粤赣皖等省及云贵高原进行侦察袭扰活动。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每年向台当局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至1958年，仅援助飞机就达千余架。1958年7月15日，美国出兵干涉中东人民反对亲美政府的武装起义，中东发生危机。

　　为了支持中东国家的反美民族独立斗争，同时也为了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炮击金门，牵制美国，以打促谈，摸清美国的军事战略底牌，反对美国“划峡而治”的企图。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炮击金门岛。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明“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并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澎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的非法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同时表示，“尽管美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中国政府仍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等等。

　　1960年5月26日，周恩来对来华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表示：“中美两国人民都愿意彼此友好，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猜疑和仇恨。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敌视是美国开始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1962年，当台湾当局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时，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尽快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了解美国的态度。美国政府很快向中方转达了其立场：美国政府在当前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由于保持了中美间这条秘密接触的渠道，摸到了美国政府的底牌，使两国政府得以相互了解对方意图，避免了一场新的危机的发生。

　　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对立又希望接触的特殊关系，它成为后来两国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的铺垫。周恩来后来曾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开展“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局势发生了诸多变化，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审视国际局势，重新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抓住时机促使两国从对抗走向对话。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感到力不从心，准备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1969年3月至8月，他分别托法国总统、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转达美国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同时，美国宣布放宽中美人员来往和贸易的限制，允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类美国人员访华。

　　周恩来很快注意到美国发来的信息，1969年11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2月初，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作为对美方善意姿态的回应，当月中国释放了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人。1970年1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在华沙举行，双方皆表示出改善关系的愿望和举行更高级别会谈的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此后，中美两国关系的总趋势继续向着和解方向发展。美国逐渐放宽了到中国旅行的限制、放宽了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取消了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1970年10月，尼克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几乎与此同时，中国邀请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华，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

　　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中美关系的突破提供了意外的机会。在日本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周恩来将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美国队访华问题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作出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周恩来亲自布置了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包括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新闻消息发布，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他都亲自过问。此外，诸如旅游、比赛、参观，所有的日程也基本上是由他最后决定的。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和全体成员。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应邀访华的美国等国的乒乓球代表团。在会见中他引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孔子的名言。他言明“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还回答了美国队员的提问，并请美国客人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1971年，周恩来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握手。

　　乒乓外交收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奇效。美国政府很快采取几项对华新政策：宣布放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的个人、团体签证；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中国使用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限制；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不久，中国乒乓球代表队也应邀赴美国进行友好访问。

　　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递交《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不久，尼克松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中美关系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由此出现了新的转机。

　　乒乓外交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以小球转动大球”，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进程。中外各界有识之士皆认为，这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光彩夺目的一笔。正如基辛格事后所评论的一样：“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它的深层意义是，它向美国发出了一个有分量的外交信息：“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

　　竭力促使中美关系取得新突破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的最高首脑作出打开中美和谈大门的决策后，周恩来不顾年迈体衰，竭尽全力促其实现，并最终同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等人一起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新突破。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中外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可。

　　1971年5月26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会后，他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了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批示同意报告。此后，为准备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多次召集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作出部署。在周恩来细致、严密、周到地安排下，1971年7月9日基辛格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访华。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磋商了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等问题。

　　同年10月下旬，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与基辛格一行举行了多次会谈。除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和讨论其他国际问题外，双方主要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经过反复磋商，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1972年1月初，周恩来又接待了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黑格将军一行，为尼克松访华做了细致的技术安排。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的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图为尼克松同周恩来握手。

　　1972年2月21日中午，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问北京，周恩来亲自去机场迎接。当天下午周恩来陪同中美两国首脑进行了历史性会谈。当晚，周恩来在欢迎宴会的祝酒词中阐明：尼克松总统应邀来华，“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在杭州游览。

　　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与之就国际形势、双边关系、台湾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坦率地交换了看法。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中美联合公报的重要观点进行了反复的磋商。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了第一个《联合公报》。公报中强调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至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在周恩来的建议下，采取了分别表明各自立场的做法。这份公报倾注了周恩来等人的大量心血。它没有用外交辞令掩饰双方的关系，而是如实列出两国存在的分歧，同时肯定两国的共同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原则一致，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

　　1974年12月12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他有生之年会见了最后一批美国客人，他向来访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肯定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发展中美关系上的贡献。基辛格晚年也对周恩来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上的贡献做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和周恩来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作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翻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和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中美长期隔绝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它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重大事件，对世界形势有着深远的影响。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世界上很快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高潮。到周恩来逝世前，与中国建交国家由49个增至107个。中国不仅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而且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处于新的重要地位。

　　中美关系的发展凝结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智慧与心血。其中，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他的外交艺术乃至人格魅力，影响了与之相处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友人。基辛格曾高度评价：“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

　　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福祉，关乎人类和世界前途。回顾周恩来的对美外交实践，对于我们汲取历史智慧和力量，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美应秉持初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惠及世界。

　　（作者：徐行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供图：谈雯）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