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朽，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年轻的周恩来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反复比较，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5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让我们重温周恩来同志的五四岁月，看他如何在思潮涌动和社会剧变中艰辛选择信仰依归，矢志追寻理想初心。
“大江歌罢掉头东”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并获得“国文最佳者”特别奖。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了，他希望通过亲身考察和继续学习，来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案。
日本是中国近邻，过去也蒙受过西方列强的欺凌，明治维新后才一天天兴盛起来。中日之间相距很近，往返路费也比较省。周恩来很想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富强起来，从而思考中国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他在同年8月30日给同学的临别赠言中写道：“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写下了一首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句气势雄伟，引用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典，并赋予积极的含义，表达了青年周恩来负笈东渡寻求真理的决心。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问题成为推动周恩来不断求索的动力。虽然留日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在苦闷、彷徨中努力求索，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希望。
1919年3月，在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他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将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歌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1919年3月，周恩来为友人张鸿诰题诗《大江歌罢掉头东》。
同时，周恩来还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前来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并在附言中表示：“返国图他兴。”而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也彻底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道路。
“二十年华识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身处日本的周恩来等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并在这里得到广泛的传播。
1917年12月22日，周恩来致信南开同学陈颂言，谈及旅日留学生活：“留东学子在此，约分三派：一埋首用功，不闻理乱；一好出风头，到处声张；一糊涂到底，莫名其妙。此外，持求学济世，以用功为根，交接为道，糊涂藏隐者，乃属上流不可多得之士。”信中他表示：“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权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
在日本的求学生活，打开了周恩来由异域观察故国的新视角。他每天都认真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每篇日记的内容包括：天气、温度、修学、治事、通信等提要部分和日记正文。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的日记，始于1918年1月1日，止于1918年12月23日，真实记录了他旅日近一年中每日的学习、生活、社交和思想情绪的变化，特别是记录了他思想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
1918年春节期间，周恩来把《新青年》第3卷找出来，重新反复阅读。其中所持的新思想新观点，使他豁然开朗，遂在那天的日记里兴奋地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的日记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恩来还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阅读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经过潜心研究、认真思考和比较，周恩来的思想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日益深化，越来越多地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革心、革新”
1919年5月，21岁的周恩来提前结束日本留学生活返回天津。席卷神州大地的五四运动，为其施展人生抱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大舞台。
邓颖超回忆说：“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五四时期的周恩来
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谌志笃、马骏邀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表示，“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从筹措资金到各项具体出版事宜，从搜集新闻到写稿子，从编排版面到校对，甚至卖报，他都亲力亲为，不辞辛苦。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刊名下方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社论《革心、革新》中，周恩来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初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栏，以“敢言”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在指导天津五四运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以“飞飞”为笔名，揭露时政黑暗，唤醒民众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了《黑暗势力》《讨安福派的办法》《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等一系列笔锋犀利、战斗性强的文章。
“天津的小明星”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在周恩来提议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20名青年男女冲破封建观念束缚成立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觉悟社的第一批社员包括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男女社员各10人。为了彻底消除男女有别的痕迹，觉悟社还规定“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替各人对外的姓名”，抽到后要以号数的谐音取名。在这次抽签中，邓颖超抽到一号，取名“逸豪”，周恩来抽到五号，于是便有了后来多次使用的化名——“伍豪”。其他还有，郭隆真取名“石衫”（十三），刘清扬取名“念吾”（廿五），李毅韬抽到四十三号，“李峙山”便成为她长期使用的名字，等等。
觉悟社成立仅三个月，就引来北京《晨报》报道，称其是“天津的小明星”。刘清扬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
部分觉悟社成员合影。前排右起：李震瀛、刘清扬、邓颖超、周之廉、郑季清、薛撼岳、谌志笃。后排右起：周恩来、胡维宪、郭隆真、李锡锦、马骏、潘世纶、谌小岑。
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不仅是觉悟社的社刊，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影响较大的著名刊物之一。该刊为大32开，每期100余页、近10万字，1920年1月20日创刊。该刊所登载的《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经全体社员集体讨论后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其中《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虽仅600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阐明了觉悟社的宗旨：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周恩来担任主编的《觉悟》创刊号
《觉悟》第二期收集了40余篇稿件，本拟1920年2月20日出版，但由于1月29日周恩来、郭隆真等觉悟社骨干在领导天津学生运动时被捕，觉悟社的活动转为地下，第二期未能付印便停刊了。
“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在觉悟社的领导下，为抗议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结果遭到残暴镇压。请愿代表周恩来与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人被捕，随后遭到长达半年之久的监禁。他们开始被拘于天津警察厅，后转移到天津地方检察厅。周恩来等四人与其他同时被捕的20多名各界代表，在狱中坚持斗争，并以绝食抗议。
邓颖超回忆说：“我们聘请同情我们的大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辩护人。当时他几次由北京赶到天津，到狱中去向各代表收集材料；并且指导和帮助我们进行讼诉的事情。我们热心地学习关于讼事的常识，搜集答辩的材料；一面又动员舆论做我们的后盾。”
7月1日，周恩来以四位学生代表的名义给刘崇佑律师写信，就天津地方检察厅诉四人“强暴胁迫，不服解散”作了声明，为律师的辩护提供佐证。
1920年7月1日，周恩来、于方舟（原名于兰渚）、郭隆真、张若名（字砚庄）等四名学生代表致刘崇佑律师的亲笔信。
由于社会各界的鼎力营救，周恩来等人与被捕的20多名各界代表于7月17日获释。
从1月29日被捕，到7月17日出狱，周恩来在狱中度过的半年时光，可以粗略地分为警察厅和检察厅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被捕到4月7日。这期间，周恩来等四人与其他同时被捕的20多名各界代表被关押在警察厅，彼此不能见面，无法交谈。直到4月7日，通过狱中的斗争，警察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拘留条件才稍有改善。
《警厅拘留记》就是周恩来根据狱中被拘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等编写，记载了反动警察厅对被捕代表采取“既不审讯，又不释放”的拖延手段，周恩来和难友们的抗争，以及邓颖超等24人为了营救战友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捕代表、轮流坐牢等史实。全文共约3.5万字，分为“魁发成事件”“警厅花园内学生被殴”“各团体代表被捕”“被捕后的安置”“学生陆续的被捕”等18个部分。这本手稿是1951年有关部门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中购回，并拟在当时的中央革命博物馆中陈列。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坚决反对他的手稿进博物馆，于是这份手稿一直保存在中南海西花厅，直到周总理逝世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再三请求下，邓颖超才将手稿送给博物馆保存。
周恩来《警厅拘留记》手稿
《检厅日录》则记载了被捕代表们从4月7日到7月17日在天津地方检察厅关押的情况，由周恩来根据被捕代表的活动日志与日记编辑而成，采用的是日记体“纯主观的写法”。
根据该书“例言”中的记载，书稿完成于1920年11月24日周恩来赴欧留学的途中，1921年春起在天津《新民意报》上刊登。1926年7月，在同为被捕代表的马千里和孟震侯的努力下，由又新印刷所刊印成书，署名“周飞飞”。
周恩来《检厅日录》书影
据《检厅日录》记载，在被检察厅羁押期间，周恩来等组织读书团、演讲会，先后五次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5月14日“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6月2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6月4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在被监禁的条件下，能如此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说明了当时周恩来深厚的理论功力，更体现出他的崇高信仰和乐观精神。
如果说入狱前的周恩来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而出狱后，他就开始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周恩来就是这条道路坚定的开拓者之一。
出狱后，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他说自己“思想是颤动于狱中”。这也应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警语：“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1922年3月，在另一封给觉悟社友人的信中，周恩来这样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
（作者：黄黎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