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出土的刻辞卜甲，现藏于台北史语所。

2006年7月13日，“殷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10月30日，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甲骨文的故乡、汉字的发源地，殷墟上承一千余年四方文明汇集之趋势，下启三千余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以其高度复杂化的王权国家性质为国际学术界所熟知，是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一环。

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第二个王权国家，据甲骨文、《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商代共17世31王，持续了500余年，相当于公元前16—前11世纪。世界上同时期的文明古国主要有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到第20王朝）、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第三王朝、西亚地区的赫梯帝国、印度河流域的梨俱吠陀时代，以及地中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等。与其他古代文明相继衰落与灭亡不同，商王朝虽于公元前1046年被周王朝所灭，但其高度发达的文明被充分继承与发扬，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1928年，殷墟开始发掘，这是首次由中国学术团体进行的现代科学考古发掘，距今已近百年，真可谓“一部殷墟发掘史，半部中国考古学史”。几代考古学家用手铲逐渐揭开了尘封三千年的商代晚期都城，得以管窥中国青铜时代顶峰时期的盛况。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实验田，作为新兴学科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就是在殷墟发掘不断摸索的进程中初步形成的。殷墟也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以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队伍，就是在殷墟发掘中不断成长、壮大。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孙庆伟所言，“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

一般认为，商王盘庚迁殷，在此持续约273年。1999年，在紧邻传统认知的殷墟都城东北部新发现一座面积达4.7平方公里的城址，因其位于洹河以北，考古学家称其为“洹北商城”。发掘与研究表明，洹北商城年代略早于殷墟，主要由郭城、宫城、宫殿、作坊、居民区等构成，布局严谨，保存完好。关于其性质，学术界尚存争议，或曰盘庚迁殷最初之地，后因毁于火灾而迁宫殿于洹河以南，即大家所熟知的殷墟宫殿宗庙区；或曰商代中期商王河亶甲居相之所。无论其性质如何，洹北商城作为商代都城，填补了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与晚期都城殷墟之间的都城空白，是近20年来商代考古学研究的最大成果。

大家所熟知的殷墟面积不小于36平方公里，同时期的人口约15万，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不过，截至目前，殷墟四周尚未发现城墙或城壕，有学者认为无需防卫、四面敞开的格局恰恰表现出晚商盛世的信心与雄心。

发源于太行山的洹河从殷墟都城正中穿过，宫殿宗庙区的东部、北部临河，西部是面积约6万平方米、深达16米的巨型池苑。宫殿宗庙区内从南往北至少有50余座夯土建筑基址，主要为回廊式四合院，这里是王族处理政务、祭祀祖先、生活起居，甚至是重要手工业生产的场所，已发现大量与之相关的遗迹和遗物，目前已知的约16万片甲骨几乎全部出土于此，特别是1936年发掘的YH127甲骨坑，一次性出土了17096片甲骨。一些重要的王室成员如妇好，以及王族的普通成员死后，也会被埋葬在宫殿宗庙区内，这应是早期血缘家族形态的孑遗。

安阳殷墟出土的涂朱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殷墟王陵位于洹河以北的西北冈，这是目前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陵，它开启了中国历代王陵制度的先河。王陵分为西、东两区，西区以王陵大陵为主，东区以祭祀坑为主，东西两区分别有方形环壕围绕（2022年方形环壕的发现极大推进了对殷墟王陵布局的认识，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守卫王陵安全的同时也突显其神圣地位。学者多认为，带四条墓道的大墓为商王陵墓，其规模宏大，最大者仅墓口面积就达300余平方米，最深达15米。古人“事死如事生”，王陵之内本应随葬难以计数的珍贵器物，但十分可惜的是，不仅仅是王陵，都城之内其他高等级贵族墓地最早于西周时期就被整体挖开，盗掘一空，为数极少的如1004号大墓之内的青铜牛鼎、鹿鼎多因位于墓室一角而躲过一劫。另外，从大量盗掘时被毁坏的石雕、玉器、骨器、象牙器残件也可知其等级之高、艺术之精，无以复加。王陵东区有3000余座排列有序的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应是后世子孙祭祀逝去先王所留下的，祭祀主体以人祭为主，另有马、牛、狗、羊等，甚至有大象。

2000年12月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出土的青铜酒器亚长牛尊，是殷墟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族位于殷商社会金字塔的顶端。都城之内最大的群体是数量众多的家族，他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从事不同的行业，主要服务王室与贵族，保障都城社会的正常运转。考古发掘表明，一处家族聚落或族邑以夯土建筑为中心，其规模当然要小于王族的宫殿宗庙建筑，但一般也是回廊式四合院建筑，且呈多排院落、多进房屋的形制。围绕着族邑中心建筑，四周分布有陂塘、水井、窖穴、祭祀坑、灰坑等生产生活设施。同时，在族邑之内还有家族墓地，正是墓葬中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让我们知晓了不同家族的分布情况。不过，目前有关族邑的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甲骨文中有“多工”“百工”等记载，结合青铜铭文、历史文献可知，商代手工业种类繁多、技术高超。埋藏于地下三千多年后，如纺织、粮食加工、酿酒、漆木器等许多手工业生产的遗迹与遗物已难以辨识，但从殷墟已发现铸铜、制骨、制陶、制玉等作坊遗存来看，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巨大。仅铸铜作坊就有7个，出土用于铸铜的陶范不少于20万块，面积最大者如辛店铸铜作坊达50万平方米，2015年发掘的一座窖藏坑内埋藏了293块铅锭，重达3.4吨。以青铜合金10%为铅计算，仅此就可以铸造30余吨的青铜器。许多重要产品如铜器、玉器等主要表现礼制的礼器，其背后的消费形式被称为“礼制性消费”，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性消费”。甲骨文记载当时已有专门的生产管理机构或人员，如“司工”。考古发掘发现，不同的手工业作坊如铸铜、制骨、制陶等会相对集中分布在一起，类似于当今的工业园区，工匠家族也被集中在此，死后也埋葬在作坊区附近。如果说这种布局是出于手工业生产组织与管理的需要，那么其一方面利于工匠家族内部生产技术的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也利于统治者对高端技术的管控。比如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就曾把大量手工业家族迁徙到洛邑、周原，甚至分封给齐、鲁、卫等诸侯国，继续为周王朝服务。

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常自称其都城为“大邑商”“天邑商”。近十年来的新发现远远突破了以前对殷墟都城范围的认知，特别是殷墟东北部、距离宫殿宗庙区10公里的辛店铸铜作坊，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铸铜作坊，青铜器铭文表明其铸铜工匠为“戈”族。另外，在殷墟的东南、西南等区域，同样发现了规模不等的族邑。这些发现促使学者们重新考虑所谓“大邑商”的真实含义，这也是未来殷墟考古工作的核心。

都城必须有完善的交通系统，殷墟道路是近些年的重要考古收获。道路不仅便利于交通出行、彼此沟通，还是不同功能分区的界线。目前，在宫殿宗庙区以南、王陵区以东等区域已发现多条纵横、宽敞的道路。道路多用小型鹅卵石掺杂碎陶片等专门铺设，路面之上有清晰的车辙痕迹，再现了三千多年前车辚辚、马萧萧的都城繁盛景象。而作为交通出行的工具，马车首次被引进到殷墟，很快受到王室、贵族的青睐。马车正是殷墟对外交往、交流、交融的最佳证据，在不断与周边青铜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中，迎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

何以殷墟？显然绕不开甲骨与青铜，它们最能贴近群众，直观体现殷商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系统文字，主要是商王室和贵族祭祀占卜的记录，其内容十分广泛，如战争、田猎、农事、天气，等等。甲骨文的发现真正地“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截至目前，在已出土的约16万片甲骨上，发现单字约4500字，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约三分之二的字尚难以破解。与表音文字不同，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文字属表意文字，形、声、义三者合一，更有利于在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情境下有效记录民族智慧，接续文化根脉，成为三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载体，更是当下14亿中华儿女共同的基因与纽带。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妇好”青铜鸮尊，其中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院（见上图），另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夏代开始，中华文明进入青铜时代，此后持续了近两千年。经过夏代、商代早期和中期不断的技术演化与突破，到商代晚期即殷墟之时，迎来了青铜时代的顶峰。作为礼器的典型代表，青铜器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具，正所谓“器以藏礼”“器以载道”，青铜器等礼器是“明贵贱，辨等列”的物化形式。商代青铜器以酒器居多，且形成了以青铜觚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形式，从一套到十套，甚至是十二套觚爵，分别对应着从低等贵族到王室成员等不同等级。相应地，觚爵套数越多，其他如鼎、簋、尊、卣、壶、盘等各类青铜器也随之增加。作为王后的妇好，其墓中随葬了210件青铜礼器，很多铜器如三联甗、偶方彝、鸮尊等目前都是孤品，这应与妇好的王后地位有关。众所周知，重800多公斤的司（后）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但从等级上推断，国王享用的铜鼎个体会更大，可惜王陵早被盗掘一空。不过，从青铜器铸造作坊内出土的鼎腿模、浇铸大型铜器的范芯座等看，当时确实铸造了比司（后）母戊方鼎更大的铜器，显然这是供国王专用的。

商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以中原为中心、多元一体格局的王权国家形态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加强。赵辉先生认为，“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赵汀阳先生用“旋涡模式”来回答三千多年来各路英豪“逐鹿中原”的原因，认为“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决定性因素就是汉字、思想系统、天下体系的“雪球效应”，由此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漩涡，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向心力。不难发现，殷墟在其中的价值与地位何等重要！

（作者：何毓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