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大卫·弗格森在“大家读书”项目录制现场朗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文版。

编者按：作为外文出版社资深外籍专家，弗格森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英文版的英译文改稿专家，并参与了我国多部政府白皮书以及其他各类重点图书英文译文的改稿润色工作。他把人生15年的宝贵时光献给了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6年，我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2008年4月，我正式成为中国国际传播集团旗下中国网（China.org）的一名记者兼编辑。4月21日，我正式成为中国媒体的一员，开始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熟悉新同事、工作环境和自己的职责。

入职三周左右的一天，也就是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部分同事说办公室有震感，但我没感觉到。关于地震的新闻报道迅速传来、铺天盖地，我们也进入了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根据安排，我跟着报道团队前往四川报道灾后情况。可以说，我在中国以记者身份开展的第一件真正的工作，就是报道本世纪全球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我们的团队于17日出发前往四川，次日，我便开始撰写报道。此行中，我看到了很多令我永生难忘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都江堰市紫坪铺大坝北面的山坡像海滩上的沙堡一样，整体轰然坍塌。德阳市汉旺镇大范围的低层公寓楼完全损毁，幸存者的数量可想而知。汉旺镇东汽中学受灾尤为严重，16岁的高二女生杨柳被废墟压住了双腿，被困足足60个小时。最后，为将她解救出来，救援人员不得已截掉了她的双腿。

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剥离感”，或许当时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有同感——人们在经历惨烈状况后，精神上的创伤往往会导致情感迟钝。但仍有两件事给我带来了积极的体验（这样形容可能比较奇怪，但后面我会解释），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2008年5月21日，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的灾民临时安置点，大卫·弗格森与避难的孩子们在一起。

5月21日，我和同事们抵达绵阳市。当地体育场被改造成可同时容纳两万人的临时避难所，很多周边农村地区的灾民也在此避难。我们采访了避难所中的灾民，准备撰写报道。四处采访的过程中，我的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小孩，其中很多孩子之前大概从未近距离接触过“老外”。于是，我和他们玩起了游戏。这下子，孩子们越聚越多……

我保存了一张当时和孩子们玩耍的照片，如果不加以特别说明，你或许不会意识到它是如此特别。那张照片仿佛被施过魔法一般让人着迷，它的吸引力来自照片中的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不论大人和孩子都在微笑或大笑。鉴于当时的情况，这是多么非同寻常！地震刚过去十天，人们遭受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和惨痛损失，但此时此刻他们仍然能够享受如此简单的快乐，简直不可思议。我从这件事中得到了深刻启发：在最可怕的环境中，人们会迸发出强大的韧性。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是如此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特别是近代以来经历了长期的斗争，终于重新迎来稳定与富强。因此，在疫情期间受邀参加2021年“年度汉字”评选时，我选择了“韧”字。

几天后，在都江堰市，我经历了第二件终生难忘的事情。都江堰市位于成都市西北方，拥有世界闻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其历史可追溯到2200多年前。当时，市郊有六个大型赈灾社区正在建造中，这些社区使用的不是简单的应急帐篷，而是活动板房。

我曾做过多年的管理顾问，深知计划、组织和实施大型项目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即便经过数周或数月的周密准备，正式实施时仍有可能面临很多意外情况。因此，在到达工地前，我想当然地以为现场会相对混乱，例如人员无法有效沟通、工人难以及时获得施工材料、灾民四处聚集、各单位手忙脚乱维持秩序等。但事实完全相反：施工现场井井有条，材料有效供给，灾民有序听从警方指挥。毫不夸张地说，在工人们给板房封顶的同时，志愿者们就已经在组织灾民有序入住了。我还了解到，在我们到达前三天，已有500个布局合理的单元建成并投入使用。社区内还有一所学校、一家诊所和一个社区服务中心。

这件事简直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在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之后，中国政府竟能在没有事先计划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通过这件事，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能够对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并组织实施，以及能够有效协调和调动大量资源，成功完成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2022年2月4日，大卫·弗格森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我已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不论是从国家还是个人角度来看，这句话都非常正确——运输人员和货物以及传递信息的能力，是个人或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以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户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农民生活贫困，仅能勉强维持生计。虽然拥有种植作物所需的土地和劳动力，但他们可能要走六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最近的市场。高昂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使其难以靠卖菜为生，因此被迫陷入贫困。近年来，各地政府修建了许多不错的道路和桥梁，大大缩短了他们去市场的行程，有的半个小时就能到达，生活前景也会随之改观。道路和桥梁为这些农户增收、脱贫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依靠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决心。他们可以种植和出售更多农作物，然后将赚得的钱再投入到土地上，改善家庭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从而在无需政府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实现自我良性发展。

从更大范围来看，这些年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产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地铁线路和几十个地铁站。此后的十多年中，新地铁线路和支线不断开通，以至于我现在甚至不清楚北京到底有多少条地铁线路，不过推测应该至少有几十条线路和数百个车站。此外，郊区还有多条轻轨线路。除了公共交通外，市民还可以选择骑共享单车。北京是我所知的出行最方便的城市，我甚至无法理解为何那么多人还要买私家车。

此外，中国的高速铁路网络也值得一提。就在我来到北京的同一年，中国开通了第一条高铁客运线路——跨越12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至今，中国的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4万公里，且政府正规划将其扩展到7万公里。高铁网络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比短途飞行更便宜、更方便且环境成本更低的出行选择。

2017年11月27日，大卫·弗格森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签约仪式现场留影。

十几年来，我走过不少城市，也出版过一些介绍中国城市的书籍，但最令我自豪的，还是作为英文编辑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改稿润色与出版工作。通过深入研究，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每一个理念都是这套完整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组合在一起，涵盖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理念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和管理标准各不相同，我将其手段称为“三重剥削”：一是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让许多人陷入贫困和绝望；二是通过无情地占领、压迫和殖民其他国家，掠夺其资源，使其人民遭受贫穷、饥荒和战争的蹂躏；三是无视环境保护问题，无序开发、掠夺土地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商品，而对受到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充耳不闻。这三重剥削均遵从一个基本原则，即人民可以受苦——只要那些已经手握大量资源和财富的人能够积累更多资源和财富，让一小群甚至是一大群人受苦也没什么关系。如今，虽然各国受到道德和常识的约束，无法再通过“三重剥削”来发展，但仍有许多发达国家遵从“人民可以受苦”的原则。对于部分国家来说，只要那些已经手握大量资源和财富的人能够积累更多资源和财富，让外国人和本国的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也没什么关系。

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这些国家截然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比撒哈拉以南非洲还要贫穷，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过这些贫困人口，邓小平在说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著名格言时，也从未打算通过让其他人再次陷入或陷入更深的贫困来实现这一目标。自2012年以来，中国不仅实施了大规模的精准扶贫工程，帮助1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要知道，1亿人比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还要多；还发起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搭建起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桥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推己及人，充分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中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经济层面，中国遵循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原则。这个原则的逻辑浅显易懂：如果我成功实现发展了，我就能帮助你发展；当你在我的帮助下成功发展后，你的发展成果也会惠及我。

改革开放之初，受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一度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却埋下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隐忧。但纵观全世界，即使在发达的西方，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公众才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比二者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反应要快得多。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后，中国政府将发展中的环境因素摆在了与社会和经济因素同等重要的位置。如今，中国在植树造林和清洁能源生产等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每一个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项目都要经过正式的环境影响评估。

展望未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仍然是中国的核心战略，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具体来看，每一条理念都以人为本：创新要求重视个人的创造力，协调要求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均衡发展，绿色要求为人民创造并保护优美环境，开放要求发展成果不仅惠及本国人民也要惠及其他各国人民，共享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受益。

遵循着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过去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未来也将继续如此。

[作者：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 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英文改稿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