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谈到同中国有着良好关系的人物时，习主席说道：“巴西一位耄耋老人卡洛斯·塔瓦雷斯说自己是‘一个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40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关注和研究中国，笔耕不辍撰写了关于中国的8本书籍和500多篇文章，作了数百场关于中国的演讲。许多巴西人因为他的文字认识中国、走近中国。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我只想介绍中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别无他图’。”

　　卡洛斯·塔瓦雷斯（1924—2021），巴西著名记者、作家，从1971年开始在巴西主流媒体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那时巴西和中国尚未建交，塔瓦雷斯的报道为巴西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都被塔瓦雷斯写于纸上、见诸报端。他不仅孜孜不倦地研究和介绍中国，还在中巴、中拉交往中发挥着纽带作用。

　　为表彰塔瓦雷斯为发展中巴友谊所作的贡献，2010年，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授予他“中拉友谊奖章”。

2010年6月24日，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举行仪式，授予塔瓦雷斯“中拉友谊奖章” 并颁发证书。图为塔瓦雷斯发表获奖感言。卡洛斯·塔瓦雷斯/供图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对中国的早期认识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出差时获得的，包括自1965年开始的中东、意大利和加勒比地区之行，当时我是巴西贸易代表团的秘书。从那时起，我对国际社会经济政策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军政府时期的巴西并没有被披露出来。同一时期，我还收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为期30天的访问。

　　说到美国，关于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值得一提。1994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兴大市场”的报告，在对四大洲130个国家进行准确调查时，选择了十个经济快速发展、条件最好的新兴市场，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紧接着是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波兰、土耳其和南非。当时，这些国家拥有全世界50%的人口（超过30亿），但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世界的10.2%。

　　令人惊讶的是，由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协助调查的这份报告随附的官方文件承认：“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1世纪初或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甚至是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以及两个大国间的其他重要交流在我1995年所著的《美国与中国：经济的挑战》中有详细记载，时任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先生也为该书作了序。

　　20世纪70年代，我担任巴西全国商业联合会（CNC）的外贸顾问，在读完外国出版物尤其是美国商务部官方杂志《今日商业》上关于中国的新闻之后，我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当时巴西还处于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时期，发布关于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正面信息是被禁止的。

　　我为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进步感到兴奋，并在1971年10月的全国商业联合会官方杂志《贸易与市场》上发表了我的先锋报道，标题为“人民中国的对外贸易”。不过，为了避免审查和指控，我在副标题中写道，这篇6页的报道是根据发布在美国商务部官方杂志《今日商业》6月刊上的内容改编的。

卡洛斯·塔瓦雷斯展示他1971年发表的第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乔建珍/供图

　　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在这篇报道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小篇幅的评论以及有关中国的新消息。终于，到1974年，虽然巴西仍处在军政府统治之下，但盖泽尔总统领导巴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介绍中国并推动巴西与中国建交，我开展了许多工作。我向我的朋友、圣保罗企业家欧拉西奥·科英布拉提供了一些信息——他曾于1971年10月第一次去中国参加了著名的广交会，当时是为了销售凯西克（Cacique）速溶咖啡。1993年，在我第二本关于亚洲民族的著作《中国——21世纪的超级大国》的序言中，我的这位朋友讲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文末，欧拉西奥写道：“卡洛斯·塔瓦雷斯坚持不懈地唤醒巴西商人，让他们看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顺便提一句，在关于该书的介绍中，我曾说过中国在1992年就已经是世界粮食（4.426亿吨）、肉类、棉花和丝绸生产的领头羊了。

　　在我对中国的5次访问当中，1990年和1992年的头两次访问情况相似：两次访问都是由当地单位邀请，但支付机票款的是巴西最重要的报刊《环球报》。我记得在第一次访问中国前，当我告诉《环球报》掌门人罗伯托·马里尼奥我需要机票时，这位只关心国家利益的企业家冷淡地问我：“你认为中国会崛起并帮助巴西吗？”我回答说：“当然，罗伯托。”

　　199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我就撰写了《中国的觉醒》，在这本书的开头我这样写道：“在期待已久的旅行开始之前，我很早就开始阅读并了解我手头上有关这个大国的一切了，包括她的人民、历史、习惯，特别是关于其经济。”在这本书中，有对李鹏总理的专访，他亲切地提到“友好的巴西人民”，并指出“通过共同的努力，中国与巴西之间的经贸关系将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在另外三次对中国的访问中，我参加了由澳门国际研究所和巴西中国与亚太研究院主办的“澳门与中巴交流”系列研讨会，并在澳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讲座。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澳门曾于1557年被割让给葡萄牙，后来成为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出口的重要港口。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我有幸在里约热内卢见到过三任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是在1990年，我见到了杨尚昆主席。1993年，我又见到了江泽民主席。再后来，2004年我见到了胡锦涛主席，在里约市政厅的宴会上，我把自己最新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送给了他。胡主席非常亲切地对我为他的国家所作的客观报道表示感谢。

　　实际上，在我出版的20本书中，有10本都是关于中国的。在这些书中，我记录了与当下国际政治时事相关的，特别是涉及美国的事实和历史事件。在《国际贸易：中国、美国和港口》一书中，我披露了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访华期间所作的声明，这与当时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真实感受。克林顿在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正在建设一个将主导世界舞台的国家。他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的钦佩：“作为美国人，我们钦佩你们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勤奋并有远见，我们钦佩你们为对抗饥饿和贫困所做的努力，感谢你们为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工作。”

　　2008年，在对博物馆藏品和相关出版物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研究之后，我出版了《中国——人类的起源》一书，这本书汇集了大约50种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准确信息，包括青铜、铁和钢、石油、枪、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瓷器、降落伞、书籍、手推车、马镫、海图、面食、啤酒、葡萄酒，甚至还有足球。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就有一个约7000年历史的中国陶罐。

　　我参考的14本外国出版物，其基本信息都来自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于1954—1986年间编纂的7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在评论自己的著作时，李约瑟指出：“现代世界所依赖的发明与发现一半以上都来自中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在我这本书的序言中，中国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写道，感谢作者“及时发表的精彩文章”，“他值得被称为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

　　在意义重大的《中国，重回世界领袖》一书的序言中，巴西外交部的玛利亚·艾迪雷乌扎（Maria Edileuza）肯定地说，作者“凭借聪明和智慧，发现了中国上升过程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趋势，这种上升趋势才刚开始，远未结束”。

2009年8月6日，卡洛斯·塔瓦雷斯向时任巴西总统卢拉赠送自己的新书《中国与世界的港口》。乔建珍/供图

　　在2015年最新出版的《致迪尔玛的两个课题：中国和港口》一书中，时任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在序言中对作者这样评价：“在向巴西人民展示中国时，他表现出了始终如一的热情，他所做的工作扎实而富有建设性，我很尊重与敬佩他。”

　　在从不同国家获得的不计其数的荣誉和奖赏中，最令我激动的是2010年获得的“中拉友谊奖章”。与此同时，我从外国高级官员那里获得了无数的溢美之词。习主席在巴西利亚的演讲中把我从事的关于亲爱的中国的工作称为“精彩的典范”，这让我觉得我把事实讲述出来是值得的。

　　[作者：卡洛斯·塔瓦雷斯（Carlos Tavares）| 记者、作家，“中拉友谊奖章”获得者]

　　（原载《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巴西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