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作家。1927年来到中国后，他深入接触工人群众，慈父般地关爱穷苦孩子，同中国人民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他组织开展“工合”运动，创办山丹培黎学校，为抗战时期中国后方的生产救亡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付出了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为中新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推动中新两国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赢得了中国人民由衷的尊敬和爱戴。

　　新的生活道路

　　1897年12月，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的严格要求、母亲的勤奋乐观深深影响了他。1916年，19岁的艾黎未到法定年龄就执意去参军，被派往法国前线与德军作战。1918年，艾黎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在战场上的马粪坑里躺了一夜。炮火把坑的一侧轰塌，土埋在他身上，只有头部露在外面。第二天早晨，他才在战友们的帮助下脱离险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黎回到新西兰，与老同学在塔拉纳基合办了一家牧场。他们在偏僻的山地丛林里拓荒，远离城镇和正常的社会生活，像“奴隶般地劳动，有时一天要干16个小时”。他们砍灌木、赶牲畜、种菜、挤奶、做黄油、修补公路。在牧场的六年孤寂和奋斗，磨练出艾黎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品质。但战后新西兰经济日益恶化，经营牧场对艾黎他们来说入不敷出。1926年圣诞节即将到来时，艾黎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在“建功立业”，感觉自己“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就决定到正在爆发轰轰烈烈“大革命”的中国去，寻找新的生活道路。

　　1927年4月，艾黎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血腥屠杀。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虹口消防处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工业科担任工厂督察长。他在开展检查工厂安全设施的工作时，与工人群众有了直接的接触。艾黎说，让他感到最痛苦的，是看到缫丝厂里童工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车间里充满蒸汽，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像他这样强壮的人稍站几分钟便无法忍受，但许多不过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十几个小时。如果哪个孩子把蚕丝理错了，监工就会用铁丝做的鞭子抽打，或者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孩子们普遍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状，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艾黎也看到，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各行各业的产业工人在困苦中艰难谋生。

　　艾黎对中国工人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积极推动工厂改善劳动条件，改进安全措施，研究工业公害和职业病防治，调查罪恶的包身工制度。随着对中国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又有那么好的人民！”

　　思想的升华转变

　　艾黎最初对研究佛学充满兴趣，曾到多地参观访问名山古寺，但随着他更深入地看到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公，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劳苦大众不屈的抗争，他的思想有了转折性发展。他开始更加关心中国的革命斗争，开始阅读《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接触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与宋庆龄、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人都成了好朋友。

　　在参与赈济灾民的过程中，艾黎深刻感受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及其对人民疾苦和生命的漠不关心。“一个人在这里一天所见的惨状，一辈子也难以忘记。”人们四处逃荒，乞食无门，很多人卧在路旁悲惨地死去，但地主却趁机巧取豪夺，以极低的价钱获得了大片土地。艾黎懂得了旧社会的车轮是怎样运转的，他期待旧制度的幻灭，坚信“总有一个会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也渗入上海公共租界，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上海的地下斗争从没有中断。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艾黎，他在诗中写道：“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当看到一批工会的工人被当成“共产党”残杀后，他对旧制度下可能进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了。他坚定地认识到，旧的社会制度必须被推翻，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史沫特莱、马海德、汉斯·希伯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家里架设秘密电台，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艾黎把自己的住所也用作地下党员的避难所，他掩护陈翰笙离开上海去香港，让刘鼎在他家里避难。艾黎参与推动在上海创办英文杂志《中国呼声》，用笔名发表多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声援中国救亡运动。艾黎还冒着危险为红军运送药品，转运枪支，多次完成地下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

　　开展“工合”运动，创办培黎学校

　　淞沪抗战打响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等沿海地区，中国主要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工人流离失所，难民数以百万计。艾黎开始考虑运用他的工厂督察工作经验来为抗战服务。

　　艾黎认为，在非敌占区发展工业合作社，组织民众特别是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生产自救，是支援前线抗战的最好办法。他毅然放弃上海租界工部局待遇优厚的工作和舒适生活，全力投入开展“工合”运动。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艾黎辗转走遍全国16个省，经历过敌机轰炸、车祸、被捕、重病，遭遇过土匪、特务、叛徒等各种险阻，但始终坚持在各地推进创办工业合作社。为了争取海外援助，确保资金正常使用，1939年，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艾黎是“工合”运动的最初发起人之一和实际上唯一的长期领导人，始终得到宋庆龄、周恩来的全力支持和指导。毛泽东很关心“工合”运动的发展，在延安多次会见艾黎。据统计，合作社最多时有约3000个，社员近3万，生产50多个工业门类的500多种产品，包括药品、帐篷、军服、军毯、手榴弹等，并将军用物资直接送往抗日前线。

　　山丹培黎学校是艾黎创办的一所“工合”培训中心。艾黎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新中国必将诞生，他要为“黎明”培训人才。1941年，他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学校，后于1944年冬将学校迁到甘肃山丹。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乔治·何克和艾黎先后任校长，学生大多为流离失所的孤儿和当地贫困人家的孩子。尽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艾黎和乔治想方设法争取各方支持。他们以山丹县城的发塔寺为办学基地，上午带领学生上课，下午清理修补庙宇厢房，安装调试机器，筹建生产车间。艾黎和乔治与这些家境贫寒的孩子们一起穿草鞋睡土炕，同生活同劳动，为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经过努力，学校一度发展到近600人，有20多个生产组、约30个外教，兴建了3个农场、1个牧场，开设了运输、纺织、陶瓷、机械、建筑、皮革、冶炼等20多个专业，并开办了20多个与山丹当地经济相联系又服务于教育的小型工厂。此外，还创建了一所有手术室的校医院，每天为当地近百名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艾黎继续以同样的热情投身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开始把介绍报道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的生活作为自己新的使命，坚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积极促进中国国际友好事业发展，直到1987年12月27日生命的最后一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生机勃勃的发展形势给艾黎带来了新的动力。他决定恢复“工合”，重建培黎学校。在艾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于上世纪80年代恢复活动。他们与时俱进，立足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举办培训班，组织纪念活动，参与扶贫工作，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恢复“工合”的同时，艾黎又提议在山丹重建一所培黎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农村技术人才，使当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他的设想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1987年4月21日，路易·艾黎来华工作60周年之际，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招生。30多年来，学校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中初级实用技术人才。

　　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著有《中国见闻》等60余部作品，经常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地的报刊上发表报道文章，翻译出版中国优秀作品，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宋庆龄称赞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邓小平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2009年，中国网民把他评选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中说：“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

　　（作者：单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七部审稿处处长）